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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首家临终医院:30年陪伴4万老人告别世界

郭天瑀2017-11-13 09:53:03 北京晨报

来源标题:30年

30年,送“走”近4万老人。逝者如斯夫,如果你能陪伴4万老人告别世界,估计别人活一辈子,100年,你就活了10辈子,1000年。

30年,送“走”近4万老人,平均每天3人,死亡在这里似是常态,但是,这些被医院判定即将离世的人,却在这里平均活过了10个月。

孕育一个生命平均要288天,令人匪夷所思的是,生命进入不可逆转的死亡之路,平均也是288天。新的生命在母亲的子宫等待破土而出;即将离去的生命,到哪里寻找“子宫”,静待与世界告别?整整30年前,全国首家“临终医院”落户北京。11月12日,目睹4万老人故去的松堂医院院长李松堂告诉北京晨报记者:唯有搭建“社会子宫”,才能让死,如秋叶般静美。

70多岁的花儿说“我怀孕了”

与任何单位不一样,松堂医院的前台接待员是个心理医生,男的。知道了他的身份,我单刀直入:“我人到中年,我害怕死亡,怎么办。”他说:“死亡不可避免,害怕可以改变。第一,经常谈论死亡;第二,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过。”

心理医生的旁边是一个由诸多老人笑脸组成的心形照片墙,这些老人都曾在这里养老。“这一面墙,目前只有这位老爷子还活着。”松堂医院行政护士长董伟用手指向其中的一位老人;我则更关注那些去世的老人,这是他们最后的照片,也是他们最后的笑容—— 一种历经岁月打磨的,接受了死亡现实的,如定海神针般的笑——这种笑大概就叫“慈祥”吧。

院长李松堂来查房,推门就说:“花儿,呦,都两天没看见花儿了,得让我好好摸摸肚子,怎么样啊,小腿儿又踹你了吗?”“踹,睡着了就踹。”“是双胞胎吗?”“是。”“男孩女孩呀?”“姑娘。”花儿有些羞涩,也有些自豪,垂颈微笑,抚摸着稍微凸起的肚腩。这一串对话听得人莫名其妙。没想到李院长又回过头认真地对我说:“我们花儿怀孕都七八年了,回回还都是双胞胎。所以,我们和花儿的任务呢就是保胎,花儿还兼顾给小宝宝织毛衣,等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。”

花儿的大名叫什么,李院长记不大清楚了。她70岁左右,癌症晚期,小脑萎缩,初来时沉默寡言。有一天李院长查房,看见花儿胖了,顺势开玩笑:“花儿,咱肚子怎么大了,你是不是怀孕了?”没想到花儿的眼睛有了光芒,随即一脸幸福,娇羞而坚定地说:“嗯,我怀孕了,还是双胞胎呢。”李院长吓一跳,赶紧找护士打听,原来,花儿年轻的时候,流过产,多年不孕,一直被婆婆数落是不会下蛋的鸡。“也许就是那时候落下病了。从此,我们就把花儿当孕妇对待,这一怀就是七八年,身体也越来越好了。”李院长偷偷地告诉我,“这一屋子的老人估计她‘走’的时候最幸福,没有疼痛,还有两个小宝宝陪着,带着对新生命的憧憬,多幸福呀。”

卧床58年半的张贞娥申请世界纪录

“我今天正式通知您了,咱们可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,估计您有戏。”“那敢情好!”传来一个柔弱的声音,躺在床上的张贞娥双手合十,感谢李松堂。那一双手十指修长,如白玉;绵软无力,如婴儿。

76岁的张贞娥家住东单西观音巷,在显像管厂工作。1959年,18岁的她在工厂擦玻璃,因同事疏忽,摔在地上,造成颈椎以下高位截瘫,连坐都不可能,只能躺着。她家6个孩子,她是老大。前48年是妈妈和妹妹照顾,这10年住在松堂医院里,前后相加整整躺了58年,老人洁白而干净,并无异味。“他们照顾得好,身上连褥疮都没有。”她想掀被子,但是掀不动。 

也许是常年躺着的缘故,老太太脸上的肉并不往下垂,而是往侧垂,面部看上去细腻无皱纹,并不像76岁的老妪,那一双手更是纤弱白嫩,能150度打弯儿,除了拨弄身边的收音机,做不了其他事情,她甚至连书都举不动。“工作人员帮我喂了一只蝈蝈,天天放在我怀里睡觉,前两天死了。蝈蝈又叫百日虫,可我养了整整130天。”她用手比划时,人陷进被子里,越发觉得那双手漂亮。

她最大的嗜好就是听收音机,知道全球大事,知道保尔·柯察金,也知道自己的工厂早就改名叫“京东方”了。李松堂告诉我:“她已经躺了58年6个月了,前一阵我们向吉尼斯世界纪录提出了申请,估计她可以获得‘世界上卧床时间最长的人’的称号。”“我不配。”张贞娥插了一句,“没人比您更配!”李松堂大声说。“我拿不动‘奖杯’。”她又追了一句。“我帮您拿着,咱俩一起拿着。”李松堂弯下身子,握住张贞娥的双手:“用您那小嫩手摸摸我这老脸,瞧,挨着您的手,我这老皮都光滑了。”张贞娥笑了。

下辈子得“托生”个男人

这一间病房住了7位老太太,有昏睡不醒的,也有絮絮叨叨的,有见人就骂的,也有含笑不语的。“等你们死那天,都不用着急,我一定握着你们的手;等我死那天,你们也得握着我的手。”每次来查房,死亡是必聊的话题。“我们有个本,记录着每位老人临终那一刻最关心什么。”李松堂说,这些想法包括:灵魂到底去哪儿了、妈妈我要找你去了、我下辈子“托生”个女的、你说马克思能见我吗……

如果有来生,还想做女人——这是很多老太太的想法。“没做够女人”、“还想当妈”、“喜欢谈恋爱的感觉”……也有老太太想“托生”男人,“生孩子太疼了”“想尝尝做男人的感觉”“我耳垂大,当个男的,一定很有福气” “我脾气暴,白长了个女人身体”……

每个人都有生命延续的愿望,希望有来生,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使然。李院长鼓励大家设想未来,“都好好思考啊,如果有来生咱们都怎么过,当男的还是当女的。下回我来了,都记本上,签字画押,不许反悔。”

寄养在临终医院的孩子

这么多年,松堂医院的老人一直维持在300多位,最长的一位出出进进陆陆续续地住了15年了,最短的搬进来3个小时就断气了,最大的109岁,此外,还有6个孩子。

洋洋是个幸运儿,出生时他脑积水、脑出血。医生告诉洋洋爸,孩子很难活下来。洋洋爸干脆告诉妻子:“孩子生下来就死了。”然后,他就把孩子送进了松堂医院。

小洋洋在松堂住了3年,认了一堆爸爸妈妈。洋洋爸每周都去看孩子,看着孩子从“临终”到“茁壮”,听着孩子一句句叫他“叔叔”。洋洋爸后来跟爱人坦白:“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件事,因为我想明天就把他接回来。”

洋洋妈来的那一天,她看到一个活泼的小男孩在松堂的大厅里蹿来蹿去,像一只小鸟没有安静的时候,像一只小狗顾头不顾尾,“董妈妈”、“刘妈妈”地跟所有的护士护工打招呼。洋洋妈站在台阶上先是发愣,继而嚎啕……

那年春节,一家三口回松堂看望大家,小洋洋再开口就是“董阿姨”、“刘阿姨”了。再后来,大家想去看洋洋,被洋洋爸拒绝了:“我们想让孩子忘掉那段经历。”提起这件事,行政护士长董伟说,“家长的心情我们都理解。虽然不舍得,但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让孩子走出医院。”

18岁他想办个临终关怀医院

这两年,不少医院都设立了临终病房,不少区县还计划着建临终关怀医院。作为全国第一家、也是经营时间最长的医养结合的医院,“临终”二字却悄然在松堂医院名称中消失,目前它更像是一家养老院。回过头看,松堂的意义在于——它成立于整整30年前的1987年——那个时候,国未富,民未老,我们个人的死亡与社会的“老龄化”一样,似乎遥不可及。这个关注死亡的老年医院诞生于那个活力十足的中国,也见证了这个国家老龄化的全过程。因此,它的意义绝不在于养老,而是对人性的关怀。

令人不解的是,在医养结合正当时的今天,松堂医院依然没有纳入医保,尚不享受卫计委、社保局和民政局的有关政策。而院长李松堂68岁了,土生土长的北京人,他竟然没有医保卡。

笃定想办个临终关怀医院的时候,李松堂不到18岁,从未听说过“临终”二字,只是想今后开一家“能照顾要死了的人的医院”。当时他在内蒙古小山村,考取了赤脚医生证书,人生中第一次见到死亡。

这段缘起,这30年里,李松堂不断提起,因为有太多的人问他,“30年前啊,你怎么就想着开私人医院了,还是临终的。是跟国外学的吗?你哪儿来的钱呀?”

李松堂的祖父是著名的老中医,给孙中山把过脉,外祖父是国民党抗日将领,父母也都是学校老师。因此,他敬爱中医也尊敬老师。“张老师——我这辈子见到的第一个死人——出类拔萃,谦虚敬业,知识渊博,与人为善,长得也仪表堂堂,怎么就成了阶级敌人了?怎么就是牛鬼蛇神了?人家是大学老师啊,被打成右派后,怎么连做人的资格都没了,成牛鬼蛇神了。”谈起这50年前的一幕,李松堂圆睁怒目,一连串的“怎么就”。

“他死在胃癌上。死不可怕,他不怕死,他是咽不下这口气,天天跟我说,我是好人啊,恢复我做人的资格吧。我没有坏心眼呀,我不是牛鬼蛇神呀。我就是教书呀,我没做过坏事呀……天天都是这些话。我当时只有17岁半,也帮不上忙,只能是给做饭送水、端屎端尿。打针吃药早没用了——瘤子都窜满全身了。”

“有这么一天,掀开蒸锅,‘呼’的一下,我被热气熏到了,忽然间冒出个念想来,干吗不告诉他,就说他平反了,摘帽了,不是牛鬼蛇神了!我盛上饭就冲过去,‘我忘了告诉您了,刚去村上,他们说您平反了,他们查清您的问题了,您不是牛鬼蛇神了,可以做人了。’张老师接饭的手就这么停在空中,人愣在那儿,嘴角哆哆嗦嗦问,真的吗?我说,真的,真的,我亲耳听他们说,宣布恢复您做人的资格了。”

当天晚上,张老师——不知道具体名字的张老师、不知道具体年龄的张老师、不知道来自北京哪所大学的张老师——死在了内蒙古的小山村。他最后的两个月,李松堂一直陪着他,但唯有那个下午,张老师是轻松的、愉快的、喜悦的、生机勃勃的,甚至是阳光灿烂的。他躺在破败的土炕上,脸上是褪之不去的微笑,腰身第一次舒展开,眼睛泛着露水一样的光芒,眼前似乎都是他的学生。他就这么死了。

这一幕给李松堂带来巨大冲击,“任何一部小说中都没有这样的场景描写,人死的时候竟然可以这么放松,这么享受,这么悠然——这就是尊严呀!我当时站在坟前,忽然就冒出一个想法,将来一定要从事为要死的人提供帮助的事业,几十年之后我才知道,这个事业就叫临终关怀。”

万张猴票办起医养结合医院

打小儿李松堂就不缺钱,一来“家里有”,二来他集邮。邮票是他的第一桶金,“经营医院,这10多年才打个平手;前10多年,都是往里搭钱,这些老人都受益于我那些猴票。”

猴票还没上市呢,据说他就是有钱人了。有同学从新疆给他寄信,询问“知青办”还有没有了?他盯着信封上的邮票,眼睛都绿了:“这是‘文革’其中一套邮票中的一张,北京就没见过,也就是说,根本就没人集齐过这套邮票。我这同学哪儿来的票呢?怎么就舍得贴信封上呢?是这哥们傻呢,还是新疆有呢?”细一打听,邮票就是在邮局买的!李松堂寻思,估计这一版的邮票都送新疆发行了,内地压根儿就没有。他托朋友包圆了新疆所有的文革邮票。

又过了3年,猴票才出来。“每人限买2版,一版80张,排了一天队,累个半死,才买了8版。”他连夜改变策略,把8版猴票撕成4方联,第二天一早,赶到集邮总公司,见人就说:“你不用花钱,我送你4张,你帮我买2版。”160份免费的猴票都撒出去了,他坐在公司门口的台阶上单等着收票。“那时候的人真讲诚信,没有人拿着我这4张票跑的,全给我送回来了。猴票发行量少,就卖了2天,我一共收了210版,1.6万余张,你说,我得多有钱。”

猴票是中国第一张生肖邮票,8分一张,年底就涨到8角,第二年5元一张……这么一折腾,到了1987年李松堂的资产已近百万,他干了两件事:花8万元在国子监街买了个四合院结婚用——后来这里成为松堂博物馆;投资办了松堂临终关怀医院。

松堂发展最难的时候,正是房地产风起云涌的时候,善于投资的李松堂却始终坚持办医院,因为“临终”二字,周围百姓不接纳他,松堂前20年里7次搬家,直到2003年安家朝阳区管庄路,这才没再动地方。

很多市民就是在2003年才听说有临终关怀医院的。300多“要死的人搬家”成了当天北京市最大的新闻。热心肠的出租车、志愿者的私家车、大使馆的公务车、大学里的校车……警车开道,300多辆车贴着“松堂搬家”的标识,浩浩荡荡从崇文门直奔管庄路。

■记者手记

恭喜你,还有两万多天你就要死了

“我去大学讲课,一张嘴就是:孩子们,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,还有两万多天你们就要死了。我为什么说是好消息,因为我们的老人还有两三天就要死了。当时孩子们的表情是:惊愕洒了他们一脸。你从中就可以看到,我们国家很缺乏‘优死教育’。从幼儿园到博士后,没有一堂完整的生命教育课。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生命是一条射线,永远没有终结。没有终结,最富有的就是时间。大量的年轻人都在浪费时间。”

在李松堂看来,“生命”是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所享受的时间段,“诸葛亮享受的是那个时间段,鲁迅享受的是那个时间段,我们享受的是眼前的这个时间段。只是一个时间段而已,并非永远,因此,提高生存质量才是延长生命的最好选择。”

“但是,现在很多人是不问生活质量的活着。我跟着家属去医院接老人。老人胳膊上吊着3个瓶子,脚腕子上还吊着一个,全是意大利进口药。你们是否考虑过,老人86岁了,这些药混在一起,他能不能吸收消化,如果不能,为什么让他受罪呢。再说,他已经癌症晚期了,给他点儿抑制疼痛的药就够了。”

“家属告诉我,医院说了,老人活不过一礼拜。这还用医院说,这种状况谁看了都活不了一礼拜。我说,如果你们家属同意,这些药全去掉,让老人有尊严不痛苦地活最后一段日子,糖尿病、血压高咱都不管,主要矛盾就是治疗肺部感染,再降降血栓就齐活了。”

5个月后,这位老人在松堂安详去世。家属一算账,药费节约了9成。也就是说,在松堂的药费不过是大医院的1成。

李松堂说,临终关怀,就是不再积极抢救,不再积极治疗,不再积极检查,而是姑息治疗,舒缓治疗,以护理为主,干干净净的,吃饱喝好,有能力的老人再进行康复训练。但同时,心理治疗必须要跟上。“有的专家说,别跟老人提死亡,刺激老人。我们就不是,天天探讨死亡,你希望自己怎么死,我希望自己怎么死,逗老人谈死亡。人不接纳死亡,生命质量就不完整,活多大岁数都不是寿终正寝。”

最倒霉的一天,松堂有5个老人去世。最鼓舞人的消息是,医生判定活不过仨月的癌症患者却活了9年——身体好点儿就出院,坏了再回来,最终以95岁高龄迎来自己的“白喜事”。

68岁的李松堂抽烟、喝酒、好古玩——他是中国门墩收藏第一人,他在加拿大办元青花瓷展览,他拥有自己的私人博物馆,他说,“我收留老人,我收藏古物,但我这一生只干一件事——临终关怀。”但是,他自己没有医保卡,也没有养老卡,“我最相信自己。我是赤脚医生,全科。我认为中国最缺全科医生。人的疾病一多半是心情引起来的,调整心情就可以再生身体。年轻时学习知识,年老时相信自己。”